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权力通过中央政府的政令与制度安排来实现。
我国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法院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应当监督由人大选举或决定产生的司法人员的职业操守遵守情况。
许多国家的议会都有监督司法人事和弹劾违法失职司法人员的职权。[2]胡建淼主编：《公权力研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一些人大监督政府的方式方法并不适合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在法治的动态发展中来寻求平衡。[12]参见谢小剑：《人大质询司法机关实证研究》，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2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34～148页。
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从立法、执法到司法的系统支持，需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平衡。为保证司法改革在国家宪法法律的框架和轨道中进行，从更积极地角度来看，《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纲要》最好能经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法与实定法是同义词，实定法之外不存在法。
立宪政治以法治主义为原则，法治政治是依法律而行的政治。近代中国继受的依法律行政(Gesetzmaβigkeit der Verwaltung)是经由日本转介而来的德国法上的概念。[69]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8页。[77]许祟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40]参见范扬：《行政法总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以下。在纯粹法学看来，法与国家具有自同性，基于统一认识法现象的理论要求，应赋予各种法的活动一定的体系性地位。
但日本在明治时期（1869-1912）仅限于说及发动行政权要符合法律（所谓法律优位），对法律的授权，即所谓法律保留则几乎没有论及。地方自治的地位在宪法上得到明确后，法律保留的根据已经不限于法律，也包括地方公共团体（地方议会）的条例，[72]但依法律行政原理仍然是行政法学界不可动摇的通说。所谓依法行政者，乃于法规之下而行，或于法规范围内而活动也。第二，行政权若非以法规的根据为基础，则不得命令人民以义务，或侵害其权利。
因而，在形式法治国时期，就形成了法治国家=法治行政=依法律行政+行政裁判的等式。二、依法律行政原理在旧中国的移植与展开 中国本无依法律行政的观念。它只是咨询或听取个别人的意见，无法取代通过选举制度、人大制度等保障而形成的国家的整体意志，亦即法律。这一原则的内容曾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
（二）奥托·迈耶的法治三原则 在德国19世纪末的通说中，立法权不受制约，所谓法治国家仅仅意味着依法律行政与依法律司法，而后者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时不时可以看到，在实务中甚至被视为常识。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关于人民的权利义务，只有依法律方可规定，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由命令或条约在一定界限内就人民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
目前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例外是，法国第五共和宪法第16条、第37条承认政府的自主条例。迈耶主张，法规在行政关系中也具有双重拘束力，一方面规定人民相对于公权力应为、可为之事，另一方面为国家机关应依法行事的法定拘束奠定基础。他们基于理性法的立场主张，法是让自由而理性的存在者能够共存，调和人与人之间悠意和自由的各种条件的总和。1999年11月8日，为了贯彻宪法修正案的法治国家原则，国务院认识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这就是《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法律应在特定范围内排除行政的自行作用，没有法律的授权，不得行动。[74]原则否定说认为,行政法规只是根据宪法和法律作出具体化规定,原则上不具有创制规范的性质（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页以下）。
[57]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第38页以下。纲要将法律保留替换为法律、法规、规章的保留，或许不是简单的行政权根据的扩大，而是对法律保留的实质改变。
[43]历史上尚有另一种意义的依法行政。[58]虽然依法行政的法包括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但政府行为的最终依据应该是宪法和法律。
而且，这段话有意无意地区分了法与法律，认为当时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第四，任何违反上述三点规定的行政活动，非经事后法律认许，均得以宣告为无管辖权或无效。
[61]姜明安：《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载姜明安：《法治思维与新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首发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8期）。当时的宪法和学术通说采取的是侵害保留说，也就是说，没有法律的授权，国家不得侵犯个人的自由和财产，而在此之外，行政仍可自行作用，只是不得违反法律而已。制定执行性行政法规是自主的，但要规定本属于法律事项的内容时，则必须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国务院才能制定行政法规。与此类似，二战后的日本接受了美国的宪法改造，确立了国会的最高地位，[70]同时也加强了基本人权的宪法保障。
部分否定说认为,有关公民权利方面的内容,除非有法律依据或者法律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不得制定涉及这一内容的行政法规（韩大元等：《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页,郑贤君执笔）。[12][日]藤田宙靖：《行政法总论》,青林书院2013年版,53页。
但反过来，有法律就可能限制人民的权利自由。他亦将美浓部达吉对行政权的四项限制奉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用术语也是由法律改为法规。
实质法治观也逐渐影响到了实务。据吴庚称,在近年来我国台湾的教科书中,已有学者不再将法律泛指为法规。
立法法基于现实的需要，将第89条第1项根据宪法和法律中的和理解成或，从而让行政法规可以直接具体化宪法，这一理解与宪法特别是其关于国务院地位的规定相悖。[17]当然,伯肯弗尔德也提出一定的辩护：法治国的形式特色绝不意味着它只具有空洞的形式,而是对法治国的基本原则—自由与财产安全的形式化与客体化,它是通过形式和程序来抵制以社会重新分配资源为目的的直接对个人财产的干预。法律是司法活动的必要基础，任何裁判都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人伦国是人格在一切关系中的统治，也就是人格之国。
[24] 1903年，曾留学德国的美浓部达吉（1873-1948）将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译成日文，积极传播其法治国的思想。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应归属于国家的法的活动，它必须在上位法上获得有效的根据。
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第二章中关于人民权利义务的规定均冠以于法律范围内或非依法律、依法律所定的限定。[63]参见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第115页以下。
[41]对于这一改动的缘由，他后来给出了说明：旧日为‘依法律行政，非有法律根据，行政权不得作出各种行政行为。[71]依法律行政原理得到全面确立，法律的合宪性也有了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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